5连肖多少倍

導演丨紀錄片導演徐童 人活一口氣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徐琳玲 日期: 2019-04-11

“這就是文學和藝術的意義和魅力所在——讓一個人脫離他有限的、狹窄的生活軌道,去感知、理解甚至去活一次他人的人生”

在上海一家不起眼的書店兼咖啡館里,一場小范圍的內部放映活動正在進行中。一樓早已滿席,樓梯上、閣樓層,擠擠挨挨坐著從四面八方趕來的影迷。

當天放映的,是紀錄片導演徐童的兩部新作——《赤腳醫生》和《兩把鐵鍬》。

片尾曲結束,徐童走上臺前。他戴著一頂牛仔帽,看上去放松、健談,講起對攝影器材的摸索、拍攝技巧、剪輯手法、配樂心得滔滔不絕,恨不得一口氣把畢生經驗都傾囊而出。“想讓年輕人們少走一些彎路。”他自個打趣說,“年紀大了,一開心就愛嘮叨。”

十年里,這位60后導演把鏡頭對準生活在城市邊緣的“游民”——按摩女、小偷、算命術士、流浪藝人、乞丐、孤獨老人這些野草般的存在——也用濃墨呈現出一個鮮活、生猛的“底層江湖”。

?他拍攝的“游民”系列——《麥收》《算命》《老唐頭》《四哥》《挖眼睛》,摘得過國內外電影節多個紀實類獎項。有“中國第一編劇”美譽的蘆葦也是他的粉絲,稱贊他的作品“具有史詩風格”。

十年的紀錄片生涯,在這條北方糙漢身上留下了斑駁的風霜。如同《麥收》里耕耘的農夫,他如今也在等待麥子黃了的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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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腳醫生菩薩心”

紀錄片《赤腳醫生》是徐童第一部鏡頭不對準底層游民的作品。

片中主角孫立哲曾是中國最有名的醫生,“知青偶像”,在特殊的年代一度被推向暴風眼的中央。

1951生的孫立哲來自北京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家庭。他父親是清華大學教授。1968年,17歲的孫立哲投身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運動大潮。

在延川縣關家莊插隊時,他吃驚于當地缺醫少藥的現狀,于是跟好友史鐵生學醫,開始為老鄉們行醫看病。在土窯洞里,這個沒有受過任何專業訓練的北京知青進行了三千臺手術,奇跡般無一失手,成了當地百姓心目中的“活菩薩”。

他的事跡被層層上報,后和邢燕子等五人被定為知識青年“扎根農村”的典型,并成為當時“赤腳醫生”路線所樹立的一面旗幟,一時“紅得發紫”。

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孫立哲被審查,后又被平反、釋放。不久,他成為改革開放后第一批官派留學生,輾轉定居于美國。

紀錄片一開頭,就是孫立哲回國、回陜北“探親”的場景。聽聞他回來的消息,延川縣老百姓從四面八方趕來,迎接這位三十年前的“救命大恩人”,隆重得如同慶祝當地廟會。他們扭起了大秧歌,敲起腰鼓,吹著嗩吶,用陜北的信天游頌揚這位“菩薩醫生”當年治病救人的事跡。

鏡頭跟隨著孫立哲坐火車、回鄉、走訪故人的腳步,采訪了他青少年時的同學、朋友,一同在陜北插隊的知青伙伴,被他從“生死線”上搶救過來的延川老鄉們,短暫交往又一同被審查的昔日女友,以及當年響應國家政策、帶頭做結扎手術的村干部。

在墨西哥題材電影配曲《弗里達》的激烈變奏聲中,孫立哲回鄉探親之行、片中人物的口述回憶、歷史資料片還原,三四條時間線交錯并進,再現了一個“知青偶像”的青春生命史——他的青春萌動,他的“菩薩心腸”,給老鄉們治病、做手術時發生的各種幽默的段子,如何被卷入政治、被利用又被吞沒……

在激烈的戲劇沖突和華麗的音樂動效中,《赤腳醫生》呈現出一幅歷史的復雜面相,充滿著各種吊詭、巧合、反轉,以及陰差陽錯、啼笑皆非的故事:

人道主義在“階級斗爭”為綱的極左年代里的“錯位”;青年男女之間談情說愛如何上綱上線為“政治問題”;對“赤腳醫生”制度的反思、對“一刀切”式政策執行的批判……

相比過往的“游民”小敘事,徐童承認《赤腳醫生》是他一個更有企圖心的作品。他有一種特別的迫切感——要用紀錄片把這段歷史記錄、保存下來。

“我希望,通過這個片子,讓人們特別是年輕人能感受到那個時代的人們所面臨的種種問題。”

?回關家莊探親時,孫立哲無論走到哪里,都被老鄉們里三層外三層地包圍著。除了敘舊,有許多人是來找這位當年聞名鄉里的“菩薩醫生”看病的。鏡頭里,一位老婦抱著生病的小孫兒在人群中擠了一整天,怎么都湊不到孫立哲面前。

?徐童一直都很認同歐洲資深電影人、曾執掌柏林電影節主席之職長達18年的科斯利克(Dieter Kosslick)推崇的一句話:“個人的,即政治的。”這也貫穿了他拍紀錄片的始終。

“我相信記錄下的個體經驗,是對社會最有力的檢驗,它彰顯了一個社會對個體生命尊重的程度。而那些身處社會底層的人們,他們的遭遇可能被忽視,可能被遺忘,甚至有可能被篡改,但一旦被記錄下來,那是不可磨滅的。這就是紀錄片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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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樂趣,人就不活了么?你這話,太無情”

徐童出身于北京一個導演家庭。

他的父親徐真,是新中國第一代科教片編劇、導演中的佼佼者,專長于動物題材的紀錄片,曾多次獲得國內外電影節重要獎項,代表作《灰喜鵲》《鴿》。在徐童的童年記憶里,父親常年撲在秦嶺山區、原始森林里拍片,一走就是一兩年。“每次走前人干干凈凈的,等回來時就是胡子拉碴的,活像個野人。”

年幼的徐童和父親徐真

小男孩都崇拜父親,徐童從小就模仿著父親的一舉一動,摸過他從電影廠帶回來的各種鏡頭、膠片、攝影器材。那時,他拿著父親的海鷗相機學拍照,跟著學洗膠卷、放印照片,是學校里有名的攝影小記者。因著家庭熏陶,1983年,徐童考進了北京廣播學院(簡稱“廣院”)電視系新聞攝影專業。

1980年代,國門剛剛打開,來自世界各地的哲學、文學、藝術和各種人文主義思想一股腦兒地涌入,青年人中興起一波跟著一波的“讀書熱”、“思想熱”。

“那時候,我們都流行讀大部頭的經典,讀尼采、福柯、薩特的哲學,小說就是讀《百年孤獨》這些來自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文學,從托爾斯泰、巴爾扎克、雨果一直到卡夫卡,從古典主義到現代派這150年左右的文學經典。”

他對世界、對周遭人事秉持的態度和價值,也在那個時代定下了基調——“就是那些最硬核的東西,關于人道主義,社會公正,以及自由、平等、博愛、法治這些關鍵詞,深入骨髓。”

1985年,在廣院讀書期間的徐童

在崇尚文學、藝術的年代,這個年輕人對未來有一個清晰又模糊的志向——“一定要做一個藝術家。”

當時,他是系里的高材生,專業課拔尖,常跑在外頭拍片子。臨近畢業分配,北京電視臺到廣院招人,挑中了三個,他是其中之一。

畢業前夕,一封匿名舉報信寄到了教導處,揭發了幾年前的一樁代考事件。徐童和同專業的一位師弟雙雙受處分,代價是不予畢業。

對一個剛剛20歲出頭、未經歷世事的年輕人來說,這不亞于一場“滅頂之災”。像南美叢林里一只蝴蝶偶爾扇動了翅膀,這樁小事一步接著一步地改變了徐童的人生軌跡。他默然接受了懲罰,并第一次感受到人性的復雜:“即使看上去很單純的同學,人心有時也是不可測的。”

和他一同受處分的師弟叫李明。1990年代創辦了后來名聲大噪的小馬奔騰廣告公司,并涉足影視投資、制作、發行,一度是國內最有實力的影視公司。2014年,李明盛年之際突然離世,留下曠日持久的債務和公司控制權糾紛。

“情義,情種,情懷”是徐童對這位師弟的評價。這三個詞,也是他自己的寫照,貫穿了他處世、為人和做藝術的道路。

1992年開始加速的市場經濟,給從體制里脫離出來的人留下了生存的空間。為了謀生,徐童搞過印刷,辦過廣告公司,寫寫、畫畫、做設計,不時幫在電視臺工作的大學同學拍個片子。他成了腰上最早別著BP機的人之一,有了自己的房子,在生意上賺過,也血本無歸過,一路兜兜轉轉,起起伏伏。

為了省錢,徐童一直租住在北京東郊的城鄉結合地帶,鄰居、街坊里,什么樣的人都有,乞丐、小偷、妓女、流氓。他結識了許多人,和一些人成了朋友,一起喝酒、聊天,也聽了很多故事。那段忙于生計的日子,他保持著做筆記的習慣,“因為怕自己把這些故事淡忘了。”

2007年左右,剛邁入40歲的徐童正處于人生的一段低谷。忽然間,那個一直被按捺著的理想越來越強烈地涌動著。

“為什么一定要做藝術家呢?因為80年代種下的那種見地太強烈、太深入骨髓了。你除了要表達自己之外,還有一種焦慮,包括所有歷史上留下的作品都給出一個這樣的激勵——人要不枉活此生,你要把來過一遭的痕跡留下,也就是你應當把對社會周遭、對人的這種所謂的感悟、感覺訴說出來。”

他幾乎一氣呵成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說《珍寶島》。這是一部非虛構基礎上的虛構作品,以一名警察為主角,“張冠李戴”地串聯他在近二十年里見過的、聽說過的許多人和故事。

2013年,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珍寶島》。北京一家影視公司買下了小說的影視版權,徐童和蘆葦合作擔任編劇,蘆葦完成劇本的第一稿,阿城做指導,最終在他手中完成了終稿。目前,正在走后期流程。“相信會是一部在院線上映的作品。”這位一直堅守在紀錄片領域的導演說。

小說和文字,遠遠承載不了迫切需要找到出口的表達欲。他干起了“老本行”,用一臺家用級小攝像機開始拍紀錄片。這是他當時唯一能摸得著的機子,“當時想著趕緊拍,上戰場就顧不上挑揀槍了。”

?那時,徐童住在北京東郊的高西店,每次外出或去農貿市場都要經過一條街,街上開著幾家洗頭按摩小店。來來回回走得多了,他和按摩店小妹們混了個臉熟,其中一個叫苗苗,20歲。“第一眼看到苗苗,就覺得她很特別,爽朗、天真,完全不像做這一行的。”

在和苗苗的攀談中,徐童得知她的老家在河北農村,一個有著大片大片麥田的農業區。這個意象吸引了對鄉土有浪漫情結的徐童。6月麥子黃了,他跟著苗苗回了老家,見到了她的家人:患重病的父親趴在炕上輸液,母親出門趕集,弟弟年幼,已出嫁的姐姐也自顧不暇。在外打拼的苗苗,是這個家庭唯一的“頂梁柱”。

“這是一個很辛苦的女孩,為了養活一家人一直在奔波,這種奔波是以出賣自己的身體為代價的。”徐童回憶說,“我那時就想一定要把苗苗的故事拍出來。”

連著幾個月,他每天都在苗苗所在的按摩房里“蹲點”,只要不影響她的工作,就在一旁候著。他拍下了苗苗和小姐妹們的閑聊:罵老板貪財無情,數落討厭的客人……他跟著她們去KTV唱歌、找樂子,談戀愛。

和《珍寶島》一樣,《麥收》的拍攝和后期完成得非常順利。2009年,徐童又認識了在燕郊算命的厲百程。厲百程雙腿殘疾,幼年父母雙亡,被兄長虐待,很早就離家流浪。每天擺完攤后,他回到破敗的出租屋,照料著沒有生活自理能力的石珍珠,這是他的智障媳婦。兩個孤苦伶仃的人相依為命。寒冬來臨,他帶著石珍珠從燕郊回到老家,也等待來年的機會。

《算命》采取了中國傳統小說章回體的敘事結構,鏡頭跟著歷百程從燕郊到老家清龍縣,再到石珍珠老家,記錄下小人物在不同時空里顛沛流離的人生,以及其中的人情世故。

“殘酷又溫情。”——一位影迷如此形容徐童的作品。

?觀看徐童的作品,讓人一邊為這些底層小人物的命運感到難受、悲傷,一邊又感慨于生命的生猛與頑強。當你剛剛被片中流露出來的片刻溫情感動著,措不及防中,又目瞪口呆于導演猛地撕開他們的另一面——那些不那么光彩、甚至有點不堪、卻壓抑不住的灰暗和人性欲望。

?這些鏡頭記錄下的真實,會讓在順境中長大、習慣了主流社會教養的年輕人們感到眩暈和失語。

《赤腳醫生》放映中,有幾分鐘,好多女觀眾低下頭或別過頭去,也包括我。四五年前第一次看“游民三部曲”時,我和朋友中途幾次低下頭,同時又為自己感到羞愧——覺得這種躲避,是對那些鏡頭里的人物的一種不尊重。

在現場,一家書店的老板有點激動地談起自己的感受。“我們可能要比他們幸運一些,沒有生活在他們那種處境下,但是那種情感、感受,在某一瞬間都很相似。”

有段時間,他逢朋友就安利徐童的“游民三部曲”,因為相信“多看這樣的作品,會讓自己變成一個更好一些的人”。

3月底的上海,我和徐童、唐小雁一同行走在老法租界的法國梧桐下。路上,我提到每次看到他的片子,都有“一種世界觀被搖晃”的失重感,需要花上大半天才能平復被攪動的心緒。

這讓徐童聽了很高興,“這就是文學和藝術的意義和魅力所在——讓一個人脫離他有限的、狹窄的生活軌道,去感知、理解甚至去活一次他人的人生。”

十年跟拍底層游民,也逼著徐童反思自己生命中的“輕”與“重”,思考“活著”本身的意義和價值。

拍《算命》時,他看到大冬天夜宿街頭的乞丐,問出了一個知識分子氣十足的問題:活得這么辛苦、這么沒有樂趣,干嘛還活著呢?

“沒樂趣就不活了么。你這話,太無情!”厲百程第一次朝徐童發了一通脾氣。

“活著本身就是有意義的,不光是愛情這些東西賦予的。”經歷了前半生的起起伏伏,徐童曾說是苗苗、厲百程這些人救了他,把他從灰暗和恐懼中拉了出來。

這些年,他甚至有了一點點“自虐”傾向——特別愿意去體會人在困境和逆境里的那種分量感,“因為生命的意義就在于和命運抗爭的那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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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和距離

看過徐童作品的人,都會驚詫于他和被拍攝對象之間近乎為零的距離。

《算命》中,攝影機的鏡頭從上到下俯拍,幾乎貼著唐小雁的頭,近距離地拍下她用針穿紅繩扎肚皮、以求來年轉運的舉動,看得人肉痛起來;《老唐頭》里,家庭成員們正為家事吵得不可開交,忽然大姐扭過頭來,“徐童,你來給我們評評理”,仿佛鏡頭完全不存在。

徐童說自己很認同北京電影學院的老教授、有“中國紀錄片之父”之稱的司徒兆敦說的一句話,“所謂紀錄片,就是陪一個人過一段日子。”

這種長時間的相陪、相處,甚至吃、住在一起,使得他和被拍攝者成為真正的朋友,是那種帶著江湖情義色彩、必要時可以兩肋插刀的。

拍《算命》時,徐童認識了常來找厲百程算感情運的按摩店老板娘唐小雁。這是個16歲就離開家鄉出來闖蕩的東北女子,經歷坎坷,性格凌厲潑辣。她找厲百程討教破解“孤單命”的辦法,一轉身又以過來人姿態告誡手下的小妹——“男人是什么東西呀?”

在被仇家舉報后,“干女兒”供出了她的名字,唐小雁進了拘留所。接到唐小雁托人打來的求助電話后,人在云南的徐童立刻趕回北京,因為手頭緊,他抵押了自家的車湊足了7萬塊罰金,把她“撈”了出來。當時,兩人相識僅兩個月。

從拘留所出來后,唐小雁對他一字一句說:“徐童,你讓我干任何事都行,就是要我的命,我都能給你。”

2009年,徐童到黑龍江探望關了店、回到老家的小雁,見到了她的父親唐希信,一個年過八十依然生猛、鮮活到“瘋魔”的孤獨老人,他和兒女們相處得磕磕碰碰,對過往擰巴又矛盾。唐希信成為徐童下一部紀錄片《老唐頭》的主角,接著是唐小雁的四表哥(《四哥》)。在《老唐頭》中出場過的唐家老三,一個沉迷于詩歌小說、蹉跎大半生的文學愛好者,又成為《兩把鐵鍬》的主角。

2011年,徐童在拍攝《老唐頭》

看著很粗獷的徐童說自己是一個“怪人”。和他接觸過的人,會覺得他溫和內斂,知識分子和文人氣很重。但實則“內心很狂野,有江湖氣”。“所以我和小雁他們很合得來,打起交道來毫無障礙。”

我們聊起著名紀錄片導演周浩的作品《龍哥》,以及一個紀錄片導演究竟該和被拍攝人物如何相處的話題。徐童由衷地欣賞周浩那種冷靜的思辨力,稱他為“解剖大師”,“像一把手術刀,以及和人物始終保持那種審視、靜觀的距離感,鏡頭處理拿捏得特別準。”

相比周浩,他說自己似乎無法保持這種冷的距離感,“好像拍什么,就掉進什么里了”,自然地和對方捆綁在了一起。“這容易帶入作者的一些情緒,失去了距離感,會產生某種失真感。”

“但是它的好處是什么呢?就是由于我跟人物完全站在一條戰線上,是一個戰壕里的戰友,所以,人物對鏡頭的信任感是特別強烈的,會把他不曾說過的話,在別人那里不曾表露的東西,在你的鏡頭前面表露出來。因為(你)是他同伙,他沒有顧忌,也更加敞開。這樣,鏡頭可以拍到人物很真實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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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罪:“被表達”和“被看見”

“紀錄片是有原罪的。”紀錄片導演、金馬獎得主周浩曾坦陳:“做這個職業,就要去承受它的原罪。”

倫理問題,也是徐童被質疑得最多的——為什么要把這些小人物不夠體面的、灰暗的部分記錄下來?為什么這么殘忍,去撕掉他們最后一絲尊嚴?以及把這些故事拍出來,這算是一種對個人隱私的侵犯么?

非議的口水多了,有時也讓徐童很生氣——“他們都是我的朋友,他們愿意向我敞開自己,讓我記錄下來。我覺得我們之間沒有障礙。”他也碰到過麻煩,是在某個片里出場的一個次要人物,這成了他不愿意提及的一塊“心病”。

《老唐頭》完成后,徐童曾用電腦把片子放給唐希信看。老頭兒看完后,還對他有了一點不滿——明明片名叫《老唐頭》,他才是主角,憑啥要把這么多鏡頭分給其他人?

徐童也有自己的原則。《麥收》里的苗苗后來結婚、生子,離開了北京。他有意不去打攪她現在的生活,《麥收》不再公開放映,刪除了網上所有能找到的片源,“但是,每隔一段時間就發現又有人上傳了。”

讓他真正感到陷入道德和法律困境的,是2013年拍攝完成的《四哥》。四哥是唐小雁的表哥,是一個職業小偷,曾多次入獄,同時也非常具有江湖中人的“魅力”。徐童用黑白影像記錄下四哥的“日常江湖”和他回憶的獄中歲月。

《四哥》在阿姆斯特丹國際電影節做了一次首映后,就再也沒有放過。徐童決定今后再也不碰這一類的禁忌題材,“太難,太糾結了。”

相比四哥、苗苗、厲百程、老唐頭,唐小雁是徐童的“游民”系列里最為特別的存在——“相比他們,她更有個人的自覺,有主動性。”

“因為她的閱歷、她十多年曲曲折折的人生經歷——從老家出來當服務員,到過珠海,后來又到北京,做過夜總會的伴舞小姐、被性侵過,自己又開過按摩店、當過黑煤窯老板,經歷過很多很多,她有傾訴的欲望,愿意把自己作為一個樣本從人群中抽出來,讓大家看到。這是我覺得她最不一樣的地方。某種意義上,她已經成為她那個群體的一個代言。”

“如果我不去講我的這些遭遇,不去拍我家的這些故事的話,那我們這樣的人的生活可能就永遠不會被人知道。”在一次和觀眾的交流中,唐小雁吐露自己的心聲。碰到放映有關自己和家人的片子,她常常躲開,“因為一看就會哭會流淚。”

上海當天的放映現場,當身著駝色大衣、戴著眼鏡、扎著發帶的唐小雁現身時,人群中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竟然有機會看到小雁姐真人,比看到女明星還激動。”一位影迷說。

如今,唐小雁擁有數量不少的粉絲,大部分是女大學生。每次交流現場,都有女孩上來要加她的微信,然后會在網上向她傾訴各種人生問題,包括戀愛。

十年間,徐童和他的紀錄片也改變了唐小雁的人生軌跡。自《老唐頭》起,她參與的程度越來越深,已成為徐童的重要合作伙伴。最近四部片都由她擔當制片。在《赤腳醫生》的片尾,打出了一行字幕——“攝像 唐小雁”。

徐童用“聰明”來評價這位搭檔。每次參加國內外電影節、影展和重要的放映活動,他都會帶上她。2013年,兩人一道做客竇文濤在鳳凰衛視主持的“鏘鏘三人行”。

徐童一直留意觀察著小雁身上微妙的“變”與“不變”。他早有計劃完成一部以唐小雁為主角的紀錄片,片名叫《小鳳》——那是唐小雁在老家的小名。

“但我老覺得還沒拍完,因為后面路還長著,她還在走著呢。可能等年紀再大一些,再有個十年甚至二十年的跨度,到時把它們剪輯在一起就成了。會是一個超長的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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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 徐琳玲? 發自上海? 實習記者? 張瑋鈺 唐慧敏

編輯? 楊靜茹?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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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12期 總第590期
出版時間:2019年0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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