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连肖多少倍

學者丨達不到的“地平線”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張宇欣 日期: 2019-04-11

“東歐劇變后,書架上馬上擺滿暢銷書。不要指望大多數人都追求高尚的東西,大多數人追求的就是享受和消遣。我對一個真正的嚴肅作家在自己的時代就有巨大影響不抱很大的希望”

景凱旋最近讀《普里莫·萊維傳》,挺喜歡,寫了一篇文章推薦。意大利作家萊維在集中營里曾對獄友背誦過但丁《神曲·地獄篇》的片斷:“你們要考慮你們的起源,/你們生而為人,/并非就像禽獸般活著,/一無所成,/而是要追求知識與善行。”

景凱旋喜歡但丁,也喜歡萊維。喜歡前者的古典和永恒;后者打動他的則是,“描寫自己的家園,卻沒有家的感覺。”

1986年的春夏之交,一個美國高級進修生給景凱旋推薦了一本書,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的《The Farewell Party》:“現在西方讀書界很關注這個作家。”

小說背景是上世紀70年代的布拉格,在輕快的圓舞曲結構內講述一個小號手和護士一度風流后引發的種種沖突,折射制度對人的異化。景凱旋少時經歷“文革”,認為“我們這一代人注定要去思考它、研究它,并盡力作出自己的回答”。昆德拉將輕盈的反諷與沉重的時代、荒誕的死亡交織,迥異于國內的反思文學和當時紅火的西方現代小說,“不是那種講述撫慰的故事……沒有荒原的色彩,但它卻是荒原,且與我們的真實體驗相似。”

朋友們建議景凱旋索性把書翻成中文。那時他已完成碩士論文答辯,花了六個月,翻譯出這部小說,題名為《為了告別的聚會》。

同一時期,韓少功翻譯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把景凱旋的譯本也推薦給了作家出版社。1987年初,景凱旋到北京交書稿,兩天后就得到確定出版的消息。這一年,兩本捷克當代小說在中國一下子走紅,引爆了中國二十余年的“昆德拉熱”。

1976年11月,米蘭·昆德拉(中)在法國

“如果用最簡單的話說——就是(拒絕)偽崇高。”景凱旋說。昆德拉曾經充滿激情地投身于那個亢奮的年代,后來走向懷疑,其思想中重要的一點是解構“kitsch”,可能符合當時“中國人以反諷來解構宏大敘事的心理”。后來在文章中,景凱旋批評過中國當代作家缺乏書寫現實的能力,“爭先恐后地奔向那些二三流中外教授學者制造的各種理論流派……拼命轉弄著概念的魔方,可就是不通情達理,與現實相去甚遠。”文章收錄在了他的思想隨筆集《被貶低的思想》(2012)中。

碩士畢業后,景凱旋留在南京大學海外教育學院教書,本職工作是中國古代文學教研,“搞東歐這一套應該算是不務正業了”。他和妹妹景黎明合作,陸續翻譯了昆德拉的《生活在別處》(1989)、《玩笑》(1993),伊凡·克里瑪的《我快樂的早晨》(1999)、《布拉格精神》(2003)。他托留學生和交換生從國外給他帶書,閱讀范圍逐漸擴大到東歐各國。

在景凱旋看來,東歐文學最吸引他的地方是“生活在真實中”,拒絕非個人化的權力話語而堅持描寫“時代陰影下普通真實的人生”。“薩米亞特”這個俄語詞最早是1950年代一個俄國詩人對自己裝訂的詩集的指稱,后來專門指代東歐地下出版物。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說,“薩米亞特”是東歐社會“真實的唯一監護人”。

“就是想看他們的書。他們都是思想型、知識型的作家,本質都是關懷人類命運的。”景凱旋表示。

他將那些年看過的薩米亞特散文編譯成隨筆集《地下》(2010)。知識分子們在文學和思想中自由穿梭,分析、剖解民族主義、宗教復興、社會謊言,“以道德作為政治的始點和終點”,強調人性、良知、責任。

景凱旋青睞這種寫作形式,可以思維跳躍、點到為止、注重美感,厭惡學院派占山頭、作闡釋、評教授的路子,“混飯吃,我很煩。就像有人提著一串胡蘿卜,你吃一口,然后你又緊盯著下一根胡蘿卜,不停地向前走。等到你退休以后,回頭一看,你想得到的物質的東西都得到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一個有精神生活的人,你可能覺得一輩子做的事沒有任何價值。人就這一生,我只要寫我自己認為有價值的東西。”

2000年后,景凱旋先后在《書屋》《讀書》《隨筆》《東方歷史評論》《新京報·書評周刊》等媒體上持續推介東歐作家和學者的優秀作品,并在《財經》雜志設東歐文學專欄,介紹東歐知識分子的思想與精神。

他逐漸感到囿于傳統文學史視野的局限性。重讀柏拉圖、胡斯、托克維爾、朱利安·班達、以賽亞·伯林,在哲學、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坐標系中往復審視后,他把研究重心放在了東歐知識分子群體的觀念上:隨著宗教祛魅、價值世俗化,現代性前所未有地改善人類物質生活的同時,也帶來嚴重的意義危機和被觀念驅使的群體運動。東歐作家直指社會倫理的普遍缺失,試圖尋求失去的意義,重建道德的形而上維度。他重點討論了昆德拉、克里瑪、哈維爾三位捷克作家,他們的文學觀與政見各有不同,但都充滿對人類命運的關懷和思考。

研究過程中,東歐40年的面貌和觀念的劇烈震蕩愈發清晰,“我看到20世紀50年代的那種激情是如何產生、如何消失,同時如何又形成了另一種激情。”(《在經驗與超驗之間》,2018)

三年前,景凱旋退休了,有更多時間做自己感興趣的研究。去年夏天,他到捷克布拉格住了一個月,見到了伊凡·克里瑪和一些捷克中老年作家。經歷了30年前劇變后的陣痛期,捷克政治、經濟環境已經穩定,人均收入達到了發達國家水平。不可避免的是,市場經濟下的作家們面臨新的寫作焦慮。“我們一直喜歡用‘大時代’這個概念,它意味著人生跌宕起伏,充滿了故事性、文學性。但是我想,對于大多數和文學隔得很遠的人來說,大時代就意味著動蕩、受苦,普通人更喜歡活在一個小時代、過一個平常的人生。”景凱旋說。

?

“文學是一個系統,技巧是其中一部分,還有一部分是道德”

人物周刊:《地下》里收錄的一個前南斯拉夫作家契斯的訪談說,俄羅斯的作家處于更有利的位置,會受到世界贊譽,但是相鄰的東歐作家卻沒有。俄羅斯和東歐諸國文學地位的高下差別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景凱旋:19世紀捷克、匈牙利都屬于奧匈帝國,而俄羅斯在西歐人眼里卻是一個野蠻民族。但是從普希金開始,俄羅斯突然出現了群星燦爛的大文豪、科學家,讓西歐人對他們刮目相看。但東歐的文學地位也不低,捷克19世紀有個小說家揚·聶魯達,大家都知道智利的聶魯達,因為他得了諾貝爾獎,寫愛情詩歌,又介入政治。但實際上他就是因為崇拜揚·聶魯達,才把自己改名聶魯達的。揚·聶魯達影響了契訶夫、喬伊斯,甚至我覺得魯迅的《孔乙己》表現一個人在社會里面被嘲笑的孤獨感都很接近他一篇小說的寫法。還有20世紀寫《好兵帥克》的哈謝克;最早寫科幻小說的恰佩克,“機器人”這個詞就是他創造的。這些作家都是很杰出的作家。

當然,他們的分量在總體上趕不上俄羅斯文學。即使今天來看,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等相比,捷克、波蘭作家仍達不到俄羅斯作家的文學地位;另外一個原因,20世紀冷戰蘇聯是領頭的一方,西方當然更重視蘇聯而不是東歐小國,這是大國博弈、大國競爭造成的現象。

人物周刊:東歐經歷過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而俄國沒有,為什么二者文學成就差異如此明顯?

景凱旋:這里面文化因素很重要,俄羅斯的東正教文化有一種將苦難上升為意義的東西,這是東歐國家所沒有的,所以造成他們和俄羅斯作家有很大的區別。克里瑪在《布拉格精神》里面說,布拉格的精神就是不喜歡偉大的思維,喜歡節制和理性平和。1620年捷克的貴族就被奧地利消滅了,捷克是一個平民化的社會,所以完全是平民的價值觀、平民的行為抉擇。你打過來,他基本上不反抗的。于是他們就用這種反諷去自我解嘲,同時也嘲笑統治者。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的時候,他們也是采取這種方式。

但是,如果說到20世紀東歐的整體文學,我們不能忘記,卡夫卡雖然不屬于捷克作家,但他卻是在布拉格這塊土壤上寫作的,他的作品中就有布拉格精神。哈謝克有一個短篇小說《得救》,就讓人想到卡夫卡的《審判》和《在流放地》,漠然地面對懲罰。此外,捷克的赫拉巴爾、南斯拉夫的安德里奇、匈牙利的凱爾泰斯、波蘭的米沃什,都不比俄羅斯作家差。只能說,他們具有自己的特色,提供了另一種文學的面貌。

人物周刊:“地下寫作”似乎突出了薩米亞特的一種姿態,而模糊了它們的文學性,你如何評判其文學價值?

景凱旋:僅就文學性而言,薩米亞特在世界范圍內可能談不上是最優秀的,他們的小說比西方一流的還是要差一點。像喬伊斯開創了意識流寫作,那種開創性的東西是他們沒有的。另外,由于他們是地下寫作,不可能長時間潛心寫一部長篇,所以短篇小說、隨筆居多。

但是,文學性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不只是技巧,還包括人性的挖掘和認知的擴大。在這一點上,東歐薩米亞特作家做到了他們能做到的極致,至少避免了隱晦曲折的表達,說出了時代的真相。奧地利大作家布洛赫就認為文學是一個系統,文學技巧只是其中一部分,還有更重要的部分是道德。什么是文學價值?不就是寫人嗎?地下文學是世界文學史的一個特殊現象,它證明人是永遠不甘受奴役的,這是人性的最重要一面,也是文學應當表現的。

一般來說,東歐作家的散文成就高于小說,比如昆德拉的《小說的藝術》《被背叛的遺囑》、克里瑪的《布拉格精神》、契斯的《人的詩學》、扎加耶夫斯基的《捍衛熱情》、康拉德的《反政治》等。他們的作品具有敏銳的藝術感受力,同時也很有時代性,不過時代改變以后是否還能成為永久的、不朽的作品?這個可能就是最高的要求了。

?

“我們要承認人類是有極限的,我們應該承認有一個更高的東西”

人物周刊:“生活在真實中”這一理念,是否影響了整個東歐知識分子群體?

景凱旋:這個觀念是捷克作家首先提出來的,后來傳到波蘭、匈牙利等國家,成了知識分子共同持守的理念。最早提出這個觀念的的是哈維爾,后來我發現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里面也提到這句話。昆德拉認為它最初是卡夫卡在日記里面寫到的,但卡夫卡沒有進行解釋;昆德拉認為“生活在真實中”是指對個人隱私和個人權利的維護,在最私密的領域,人才是真實的,但在公共領域卻不可能是透明的。這可能更符合卡夫卡的原意。

哈維爾則認為,人在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都應該是透明的,文學作品就應當要寫出真實的人生。哈維爾更接近阿倫特的看法,阿倫特強調公共領域的公共自由,說自由只能在公共領域里面呈現,不可能在私人領域、甚至不能在言論文字中呈現。最后東歐作家形成了這個共識,這是哈維爾與昆德拉的主要分歧。

人物周刊:東歐知識分子之間似乎在觀念上一直存在不小的分歧,比如昆德拉是懷疑主義者,晚年走向價值虛無,哈維爾則懷有強烈的道德情感。

景凱旋:1968年8月30日蘇聯軍隊入侵以后,他們就開始討論捷克的命運。昆德拉寫了《捷克的命運》一文,從文化和歷史角度探討捷克的問題。哈維爾讀后就不滿意,于是寫了《“捷克的命運?”》,用了一個問號。他覺得捷克的命運是制度而不是文化造成的。

昆德拉實際是起到解構的作用,解構宏大敘事、刻奇、偽崇高。而哈維爾是重構一種價值世界,他們之間不是沖突的,而是起到了互補的作用。晚年哈維爾當了總統,還給昆德拉發了一個國家獎,那時候昆德拉已經加入法國國籍了。我最近看到一個材料,是國外的一個記者采訪哈維爾,這個消息沒有見報,那是哈維爾卸任總統后,即在他去世前幾年,曾經悄悄地去巴黎,和昆德拉在一起單獨談了很長時間,也算是他們之間一個最后的告別吧。他們對捷克的前途、人性的看法有不同的觀點,但是這不影響他們還是有許多惺惺相惜的地方。

人物周刊:你在書中論述,東歐知識分子將以賽亞·柏林所言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問題轉變為經驗與超驗的問題,要在西方觀念史的框架中尋求一條新的出路,重申普遍的道德價值。這是否一定程度上沖擊了西方觀念史?

景凱旋:在從前,人類頭上有一個更高的存在,然后我們尋找它。宗教祛魅后,理性主義占據主流,人類不再尋找價值,而是創造價值。現代政治哲學一方面提升和維護了個人權利,但同時道德的根基和源泉卻沒有了。

東歐知識分子當年提出,不是說我們一定要重新信仰宗教,而是說我們要承認人類理性是有限度的,除了理性,我們應該承認有一個更高的東西。這是什么我們可能不知道,但是它規定了人類的意義所在。哈維爾提出“絕對的地平線”,就是要生命有個意義的目標,但是這個地平線你永遠達不到。如果你認為你達到了,你就會認為自己掌握了絕對真理。另一方面,如果沒有一個終極的目標,什么都是相對的,什么都是無意義的,人類就會處于一個無方向、無序的狀態,人同樣也就會不成其為人,畢竟人是馬克斯·韋伯說的意義之網中的動物。

現代性讓西方人沒有了善惡標準,那是一種認為時間不可逆的線性歷史觀,社會不斷向好的方面前進,同時決定道德觀念的變化。比如政治正確就是這樣來的,這是基于進步和落后標準的一種表述。西方現代文學就是這種現象的反映,西方存在主義者喜歡高唱自由,但羅馬尼亞作家布拉加就說過,這是表面上的自由,完全是一種思辨,而且非常輕浮。據米沃什說,他有一次陪同一個羅馬尼亞作家去看貝克特的戲劇《等待戈多》,觀眾都在那里笑,那個朋友非常憤怒,對米沃什嚷道:“他們在笑什么?在笑集中營?”

東歐文學是在特殊時代下產生的,今天這些作家要么已經封筆,要么已經去世,他們對道德的強調在西方的學界和知識分子中不是主流。如捷克的現象學不是學院派的,他們要重新定義哲學。西方哲學仍是理性主義的知識學、方法論占主流。

人物周刊:我想到克里瑪的作品中有一個詞叫“終極親密”。

景凱旋:這是克里瑪的觀點,他強調人和人的關系構成了人的命運,他好幾個作品是寫婚外戀,因為人對生活厭倦了,要尋找一個寄托。這個寄托沒有建立在真正愛的基礎上,最后都失敗了。在他那里,終極親密應該就是愛。上次我見到克里瑪,他說每個人都在尋找自己的意義,但不會有結論。東歐轉型后他寫了很多表現人的日常痛苦的東西:我們活著的意義在哪里?以前的生活意義被摧毀了,現在還沒有恢復,可能已經很難恢復。

因為他提出的是人性的根本問題,這是不可能用制度來解決的。愛是一種觀念,無法用理性證明,因而這個尋求是不會有結論的。也許人類就是這個宿命,有他的局限性。所以扎加耶夫斯基用柏拉圖的“在之間”這個詞來解釋,人的生存就是“在之間”,我們精神上向往更高的東西,但是我們又不可能忽視日常生活。如果只是向往更高的理想的東西,你會感到瘋狂,但是如果你只是活在日常生活中,你又會感到厭倦。人生大概就是理想和現實永遠的矛盾。當然也有人永遠沒有這個矛盾,按照后現代主義的理論,沒有本質也可以很快樂地生活。但是文學不可能不去追求意義,否則就成了消遣。而東歐文學沒有消遣的傳統。

?

“不要指望大多數人都追求高尚,大多數人遵循的就是享受和消遣”

人物周刊:90年代初菲利普·羅斯訪問布拉格時說,西方作家什么都寫,但所有事情都不重要。他擔心捷克作家也將面臨這一困境。你拿這個問題問克里瑪,他說他并不完全贊同,因為他關注的是人性。就你了解,東歐作家這些年是否被某種寫作焦慮困擾?

景凱旋:克里瑪今年88歲了,十年前他就不寫了,他已經到了回顧人生的時候,已經看透了。他有時候記性都不行了。

在商業社會,嚴肅作家僅靠寫作是不能生存的,納博科夫、米沃什到了西方都是在大學當教授,也許真正的寫作只是少數人的事業,非專業性的,有一個其他職業,否則必須要能忍受貧困,像卡夫卡的《饑餓藝術家》。

捷克布拉格,濃霧中的查理大橋

我第一次見克里瑪的時候是在老城廣場附近,他們捷克的中老年作家每個月有一次聚會。克里瑪離開以后,其他作家說他們很羨慕中國作家有這么多的讀者,市場大得不得了,所以他們希望自己的作品翻譯到中國來,我就意識到了當代捷克作家的生存問題。

人物周刊:他們年輕作家的作品現在也受自己國家讀者的歡迎嗎?

景凱旋:這個就很難說了,因為從總體看,前東歐已經全部融入到西方的商業社會。你看《回訪歷史》中作者的觀察,東歐劇變以后,書架上馬上擺滿的就是暢銷書。所以不要指望大多數人都追求高尚的東西,大多數人追求的就是享受和消遣,用帕托切克的話,就是遵循“日常規則”。我對一個真正的嚴肅作家在自己的時代就有巨大影響不抱很大的希望。也許經過時間的檢驗,未來的人能夠感受到他的力量。卡夫卡的作品如果像現在這么暢銷的話,他還用得著當小公務員嗎?可能作家的命運就是這樣。真正熱愛文學的人不會將寫作當成一種飯碗,而是一種使命,這也許就是當年東歐文學的價值所在。

網友評論

用戶名:
你的評論:

   
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12期 總第590期
出版時間:2019年04月25日
 
?2004-2017 南方人物周刊 版權所有
粵ICP備10217043號
地址:廣東省廣州市廣州大道中289號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南方人物周刊雜志社
聯系:南方人物周刊新媒體部
5连肖多少倍 北京pk10基本走势图360 什么计划软件有极速赛车的 云南时时开奖软件 捕鱼达人4 11选5教会稳赚任选七 江苏时时技巧集锦 大白预测pc28 快速时时是私吗 时时彩稳赚平台 登录北京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