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连肖多少倍

封面人物丨探尋現實之下的現實 ——對話閻連科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衛毅 日期: 2019-03-27

“中國特別重視第二層面(世相現實主義)的世俗。我們看張愛玲,看《邊城》,那個特別好。(但)中國文學應該往更深的地方走,我們的文學不能停留在這個層面”

人物周刊:在你的創作中,有過哪些遺憾?

閻連科:我寫作最遺憾的就是《丁莊夢》,預想中應該寫得比現在好得多。那時候我也想象比較瘋狂。那原本是一個龐大的故事,恨不得寫出50萬字、80萬字,想著也許是一本驚天動地的小說。構思特別清楚,虛構了一個國家,寫這個國家如何把全世界控制了,向全世界賣血,就相當于石油管道那樣兒。你對我不好,我就全卡斷你。那時候寫了《日光流年》《堅硬如水》《受活》,是腦子最“瘋狂”的時候,那會兒腦子只要想到什么就可能寫出來。可是,后來,卡在那了。

人物周刊:《速求共眠》是你最新的小說,也拍成了電影,和之前的作品那種閱讀沖擊力相比,平緩了許多。

閻連科:寫這個小說的目的就是為了平緩和有趣。里面的故事真真假假,有許多種聲音同時存在。劇本,微信,通信,田野調查,審訊筆錄等,六七種東西在里面傳來傳去,非常自由。小說的寫作方式真的做到了隨心所欲。好幾年沒出小說了,特別想出版。為讀者也好,為出版也好,久久不出書,也是個問題。

人物周刊:《速求共眠》又一次把“閻連科”寫進去了,這其實不是第一次了,好多年前,你就在小說里這樣做了,這有怎樣的考慮?

閻連科:可以看成是“元小說”,也是為了敘述的方便。用這樣的方式,我還能跳出來抒發一點內心的東西。這方面,《日熄》和《速求共眠》做得比較好。“閻連科”在里面不僅是個人物,是講述者,也是個被講述者。這個“閻連科”和我自己不一樣。《速求共眠》是一本好看的書,《我與父輩》也是。我的許多書會給人帶來不愉快,但《我與父輩》幾乎人人都不說不好吧。

人物周刊:《我與父輩》和你的其他書好像都不一樣,這本書特別溫情。

閻連科:可能和當時的心境有關,希望回到一個溫暖的地方。這本書賣得很好,出版商就希望我再寫。但這對我來說,沒有一點難度,來得太容易,只需要時間和精力。我不太愿意繼續寫。我希望在寫作上有點不同的東西,然后緊接著就寫了《四書》。

人物周刊:寫《四書》的時候又是怎樣的心境?

閻連科:寫《四書》的時候,我大約明白了想怎么寫就怎么寫的自由和解放。不管別的什么了,想象力啊,批判力啊,文體啊,能回到七八年前寫《受活》那一狀態就好。寫《四書》的時候,沒去想怎么出版,出版后讀者會看這樣的問題,你會發現,放下了這些,寫作會無限的自由。就在這種狀態下,寫了《四書》,后來的《炸裂志》和《日熄》,也都是差不多的寫作心態。

人物周刊:你這幾年在北京和香港給學生講課,講的內容也集結成了兩本書,這其中有你強烈的文學觀念的表達。

閻連科:《閻連科的文學講堂 十九世紀卷》都是老生常談了,情節、細節、人物啊,《閻連科的文學講堂 二十世紀卷》還算講了點兒東西。大約我自己,把一些小說的事情想得清楚了。19世紀是干什么的,20世紀是干什么的。

人物周刊:你對于文學的觀念一直引起大家的爭議,特別是你對現實主義的態度。

閻連科:也許是這樣。我對中國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是有不同理解的。我把現實主義分為四層——控構現實主義、世相現實主義、生命現實主義、靈魂現實主義。我們的現實主義太簡單了,就在第一層、二層。第一層是控構現實,“控構”就是“控制的訂購和虛構”。第二層是世相現實,就是像張愛玲和沈從文《邊城》這樣的小說,它都很好,很經典,主要是面對世俗的生活。世俗的生活是什么樣子就是什么樣子。我的生活很美就很美。我覺得魯迅是真的深入到生活去了,進入了第三個層次——生命現實。他那些小說,包括老舍的《駱駝祥子》和蕭紅的小說,那都是深入生命的。還有第四層——靈魂現實,這是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些作家的事,跟我們沒有太大關系。中國就是特別重視第二層面的世俗了。我們看張愛玲,看《邊城》,那個特別好,了不得啊,但它面對深刻和復雜,還是缺了點什么。中國文學應該往更深的地方走,我們的文學不能停留在這個層面。

90年代的閻連科

人物周刊:你一直說要寫一部大家從來沒有看過的小說,強調對既有小說形式的破壞和創新。

閻連科:你今天寫個《紅樓夢》,中國文學還是那個樣子,再寫個《三國演義》,它也還是這個樣子。文學不會發生改變。文學的改變都是因為它和此前和別人不一樣。19世紀的作家看到20世紀作家的作品,比如《尤利西斯》,他們可能會嗤之以鼻。但我們看來,這些小說很好。對于文學來說,增加這種創造性很重要。

人物周刊:“神實主義”這個概念是什么時候冒出來的?

閻連科:寫《四書》的時候。當時產生了這個想法,但是不知道怎么入手去寫,就一直放在心里。寫《四書》寫到作家用自己的血來澆小麥的時候,一瞬間就感受到了“神實主義”,許多關于神實主義的思考就都有了。

人物周刊:你提到過“苦咖啡文學”,批評過村上春樹,中國這方面的讀者非常多,可能很多人對于文學的欣賞和認識就停留在這個層面。

閻連科:讀者是可以培養的。你一定要相信,中國現在的讀者也是幾十年間培養出來的。苦咖啡文學,文字很漂亮,但或多或少,有些“不痛不癢”,沒有真正看到更深層的人的困境。

人物周刊:你在文學傳統上繼承了魯迅這一脈絡,你并不是一個熱衷于“趣味”的作家,你看重的是什么?

閻連科:魯迅真是揭示了中國人骨子里頭的東西。他在塑造人物時,能抓住中國最大概率的人的黑暗點。但是它的文字又是那么美。看小說,我經常會去看小說中間有“散文化”的文字,包括汪曾祺、木心、沈從文的那些東西,還有今天很多年輕作家,寫的東西都很美。可魯迅也是散文化的寫作,如《看客》,但完全在另外一個方向上,這顯示了魯迅的偉大。

人物周刊:有人會覺得中國的這40年相當于世界的400年,你會這樣認為嗎?

閻連科:如果這40年就是400年的話,對于中國的作家來說,也只是從400年那個汪洋大海中間抓到了它最表面幾個浪花。深層的海水你什么也沒看到。

人物周刊:你是怎么去表現這40年的?

閻連科:最直面的小說就是《炸裂志》。并不是說這個小說好,而是說它正面面對了這幾十年。中國缺少正面面對的作品,我們特別講究曲徑通幽啊、擦邊球啊、一滴水看大海啊。

人物周刊:如今世界的文學呢,在你眼中是怎樣的狀況?

閻連科:這我哪能把握啊!不過,我覺得世界文學總體都在下滑。最近拿獎的作家、作品,都寫得非常好,但又覺得它在創作上不會給世界文學帶來特別大的影響。每個人的寫作都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每個人都是集體創作的一部分,但現在沒有博爾赫斯、卡爾維諾、納博科夫這樣獨特的作家出現了。

人物周刊:大家把你視作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候選人,你怎么看諾貝爾文學獎?

閻連科:這都是胡扯。但可以說一點,你的小說被翻譯的時候,你不要天天去想著我要有多好多好的譯者。你一定要寫出十分好,讓翻譯的人減掉一分兩分,它還是好小說。你寫八分,減到了六分,剛及格。你寫了七分,他減了三分,就不及格了。有沒有哪個作家被翻譯得越來越好的,有,非常少。人家說《三體》的英譯本就翻譯得很好。首先還得自己寫好,經得起別人往上加分,也經得起別人減分。

人物周刊:科幻文學這幾年特別熱,你會去看純文學之外的類型文學么?

閻連科:我看書非常狹隘,科幻文學基本沒看。我也看《三體》,沒看完。說到底,咱還是特別喜歡文學上的東西。一直沒有任何一個類型小說能吸引我。科幻、武俠、推理等等,推理小說就年輕的時候看過《福爾摩斯探案集》。前些年,《達·芬奇密碼》特別火,我買了書回家,看不進去。

人物周刊:作為一個作家,哪些是你堅信的東西?

閻連科:小說是要有創造性的。前幾年,《斯通納》特別流行。它是好看,但沒有什么創造性。過幾年,它還是好看,但一部小說的影響不在于讓多少人讀了,而是影響了多少人的寫作,或者是影響了多少人的閱讀口味。我閱讀了你的作品,我不喜歡別的了,這就厲害。只是讓我讀了,那不重要。

人物周刊:牢固的內在價值觀會不會讓人一直去寫某些不變的內容?

閻連科:一個作家,你熟悉什么,就寫什么,這就是局限性。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世界上任何資源都是文學資源。一定要相信光明的、黑暗的、丑陋的、美好的,都是文學的。小說的創作,看得長遠點兒,不能簡單地停留在人物和語言上,小說不光是語言的藝術,它是全方位的藝術。我們受語言影響特別大,好像作家全部功夫要放在語言上。我們從來不會挑剔托爾斯泰的語言好不好,大作家就是大作家,語言在他那兒也就是文學的一部分。熟悉什么就寫什么,會不會也逃避了一些什么呢。

人物周刊:逃避什么呢?

閻連科:逃避人性中最復雜、最黑暗、最扭曲的東西。法律為什么存在?是為了糾正人性中最需要糾正的部分。罪惡的人,一定是人性上出了問題。我們寫作就在逃避這些。我們的讀者也是被培養成這樣的,他們是由閱讀慢慢形成今天這樣的,不是自然生長到今天這樣的。

人物周刊:寫作的資源從哪里來呢?每個人的經驗可能都是不夠的,怎么去擴展寫作資源?

閻連科:我們的寫作其實是經歷了兩個部分。一個是我們說的生活經驗。但另一個——人的精神經驗被我們忽略掉了。比如我們對黑暗的認識,對惡的認識,對丑的認識,對性的認識,就更多是精神的經驗。腦子里經過的事兒勝過我們經歷的千萬倍,但我們忽略的是我們腦子經過的事。就是重視了手、腳、眼睛經過的事兒。我們的內心是最復雜的地方。比如走在大街上,看到一個人長得很好看,那一瞬間你會有許多種想法,但我們都不去正視它。

人物周刊:大家心里想過,但不會講出來,甚至不會說我們想過。

閻連科:直到今天,我們的小說里還少有這樣的人物——完全因為一個人的內心,導致了另外一種行為結果,我們少有這樣的作品。

人物周刊:你過往的小說有寫到性的地方,但也有人會因此批評你,你自己覺得還寫得不夠是嗎?

閻連科:我覺得這特別正常。這是我們生活中間和穿衣、吃飯一模一樣的事。為什么天天可以有人說“美食”,說“美性”就不行啊?寫美食的文章那么多,寫“美性”的就特別少。人都是有道德、有理性的,社會有某一種價值標準,但不能因為這些道德、理性、價值標準,就不讓大家去探討這些東西。一說性,就和丑惡聯系在一起,和美的關系就被我們拒絕了。

人物周刊:你在小說里經常寫到夢,包括《丁莊夢》、《日熄》,夢都成為小說的結構了,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想象?

閻連科:首先,這當然是小說的技術問題。二是有些東西,你無法在生活中表達。在夢中,就什么都是合理的。這是文學觀的一個問題。有的人是把夢當成夢來寫,我是特別混淆夢和現實的。但如何讓夢和生活發生聯系,讓人覺得可以從你寫的夢思考很多東西,那不是很好的事情嘛。

人物周刊:你說過你所寫的夢,既不是第一空間,也不是第二空間?

閻連科:第一空間是現實,第二空間是想象,第三空間是混淆了現實和想象,沒有絕對的真假。

人物周刊:獲得卡夫卡獎的時候,你是怎么得到通知的?

閻連科:那邊給我寫了個英文郵件。英文郵件平時都是我兒子給看的。但那時我兒子出差不在家。事情都過了一個禮拜了,我的翻譯說,你獲獎怎么不回郵件啊——我才知道。這個獎怎么入圍的,不知道。怎樣評獎,不知道。還有別的獎也是,比如西班牙有一個阿斯圖里亞斯親王獎,這個獎50年了,還沒有一個亞洲人得過。自己入圍幾次自己都不知道。幾十年亞洲人從來沒人得過這個獎,為什么?也是不知道。

人物周刊:你見過村上春樹嗎?

閻連科:沒有。他好像大部分時間都在美國。

人物周刊:在諾貝爾獎評選上,你的名字也經常和村上春樹聯系在一起,你覺得他拿獎的可能性大嗎?

閻連科:他肯定比鮑勃·迪倫寫得好吧。鮑勃·迪倫在音樂上有多大的價值,我不了解,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文學還是村上春樹更好。

人物周刊:你說寫《風雅頌》的時候,對學校里的知識分子把握得不夠好,現在,你進入學校已經好些年了,如果回頭再去寫《風雅頌》,會不會和以前不太一樣。

閻連科:不會的。對我來說,不是哪一個情節或細節特別符合知識分子,我今天的寫作,也不是追求每一個情節的準確性,還是要追求那種精神的東西。我屬于對生活中失實的東西特別不在意的人。有人說生活中的知識分子不是這樣的,生活中的農民不是這樣的,那不是就不是,我特別重視的是你骨子里想要表達的是什么東西。《風雅頌》其實是比較簡單了。那時對于所謂神實主義的理解也沒有那么深,寫作時搖擺不定。寫完《四書》、《炸裂志》之后,更不會去考慮現實中是不是可能那個東西了。我經歷過拆遷——可我寫拆遷,就讓一群人圍著跑幾圈,拆遷就完了。我特別注重《炸裂志》,許多細節都是我說的內真實。比如里面寫到訓練海軍,不是在海里訓練,而是在大西北的沙漠種上草練習。這就是內真實,所謂神實主義的小說充滿這樣的細節。我以為,小說去追求表面的真實沒什么意義,應該寫的是內在的真實。有人會覺得《炸裂志》太不好看了,有人會覺得,這怎么可能?這都不重要。我覺得真實,這就行了。

人物周刊:我一直挺好奇,你在部隊很長時間,部隊給人森嚴的感覺,但你卻一直有非常開闊的思想。

閻連科:我有這樣的想法和這樣的寫作,一定不是人為的東西,可以說非常自然,我沒有大家想的那么特殊。莫言原來也在部隊里,他的寫作想象力多好啊。我覺得每一個人一定有他的文化性格,這決定了他的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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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12期 總第590期
出版時間:2019年0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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